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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围棋擂台大幕内外(2)
[ 编辑:harlibaba | 时间:2014-12-24 23:36:36 | 浏览:1159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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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国强棋强”。并说他向毛主席讲 了,毛主席也同意他的这个看法。他说要下功

夫从培养少年儿 童棋手入手。根据他的指示,国家体委于1962年举办了六城 市少年儿童围棋赛,聂卫平

、王汝南等国手就是从这次比赛中 涌现出来的佼佼者:后来聂卫平告我,从那时直到“文化大革 命”,

陈老总有空常找他下棋,成了一对忘年棋友。陈老总鼓 励小聂将来一定要在围棋上打败日本。
陈毅副总理不容置疑的是新中国围棋事业光辉的奠基人和倡导者。
陈老总战争年代就在新四军中提倡围棋。他的许多老部下 是围棋爱好者,像后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

毅、张劲夫、国防部副部长黄克诚、国务院秘书长金明,石油部长唐克、上海 市副市长宋季文,以及海

军司令员叶飞、总政治部副主任朱云 谦、空军副司令员成钧、二炮副司令员郑惕、北京空军副司令 员乔

子扬、军委办公厅副主任王岳西、前中国建筑总公司副董 事长冯舜华、航空工业部供销总公司经理吴道

明、总政联络部 研究员姚永礼(曾任“八一”围棋队领队)、军事医学科学院 反细菌战研究所顾问温元

著(曾任解放军老同志围棋队领队〉 等。他们在战争年代爱上围棋,都或多或少受到陈老总的影 响,并

积极提倡和支持围棋活动。
旧中国的围棋事业留下的是一片荒凉。仅有的几位以棋谋 生的老棋手流落社会,生计困难。解放后,人

民政府将有的老 棋手安排在文史单位,并成立过北京棋艺研究社,归文化部门 管。到了 1958年,才由

陈毅副总理和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 龙副总理提议,并经中央同意,将围棋、象棋和国际象棋列为 体育

竞技项目,由体委管理。这样,1959年举行的第一届全 运会,三项棋均为正式比赛项目。60年代初期,

朝着赶上日本的目标进军的国家围棋集训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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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能目睹一次陈老总下棋,始终没有碰上机会。1966 年春天,阿根廷记者协会主席访华,全国记协

安排我担任陪 同,曾参加了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接 见。陈老总对这位年轻的阿根

廷友人,亲切地讲了近两个小 时,主要是介绍我国的革命经验。我坐得离陈老总很近,只觉 得他的精力

充沛,讲话的声音洪亮、有力。我想以后总会有机 会看他下围棋的。没想到,文革浩劫很快降临,陈老

总备受折 磨迫害,于1972年初溘然病逝。在山西太行山上五七干校听 到广播这个噩耗时,如闻晴空霹雳。
 

                           棋协理事,国手之友

1962年经过国家体委党委甄别,我在1959年反右运动中 受的批判处分得以平反,撤消了原处分决定,恢

复了原《新体 育》杂志主要负责人的职务。当时《体育报》、《新体育》杂志 和人民体育出版社,已经

合并为一个大体育报社。我被任命为 其领导机构编委会的一名成员。

这个时候,国家体委为加强对各项运动的领导,促使领导 干部深入钻研业务,制定了一项措施。即司局

以上干部分工抓 一个运动项目,负责一项运动协会。这项措施也贯彻到体育报 社,要求处以上的编辑干

部,重点参与一项运动,担任一项运 动协会的理事。

我由于爱好围棋,便报了围棋,经体委批准,成了中国围 棋协会的一名理事。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是国家

体委副主任李梦 华,副主席是曾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廖井丹、全国总工会副 主席陈宇和一些省市的领

导人。

1962年,李梦华率领我国围棋代表团第一次访问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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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后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讲日本的围棋何以发展起 来,与日本的各大报社举办各种大的职业围

棋赛有重要关系。 他在会上呼吁新闻单位能办围棋比赛。

在“文革”以前主要体育比赛由体委一家操办的体制之 下,李梦华提出这样的呼吁是颇为开放的,虽然

各新闻单位无 一响应,但它在我的心中种下根苗。我想有朝一日,我们或可 尝试一下。那时抓阶级斗争

的政治喧嚣一浪高过一浪,办报刊 的人实在无心办什么棋赛5我担任了围棋协会理事,自感有了 一份责
任,不由得对围棋更加关注起来,那时做的工作仅仅是 搞过几篇文章宣传围棋而已。

我在体育报社内有两位要好的棋友,每逢节假日都要互访 手谈。一位是办公室主任胡昌荣,后来他到训

练局围棋集训队 当了领队,并担任过国际围棋联盟的副主席。另一位是《体育 报》编辑部主任王克己。

我们三个人在“文革”初期,被造反 派嘲讽为体育报社的“三家村”。到了 “文革”后期在山西屯 留

五七干校,晚上无事,我们在宿舍里又明目张胆地下起围棋 来,当时军管会的人对此并不干涉。

我在“文革” 一开始便被揪出来“专政”,陪斗、挨斗、 拳打脚踢,抄家、关押等,均未幸免。到1969

年底,被军管 会宣布解放。1972年《新体育》复刊,我又被任命为主要负 责人,并担任了体育报社党的

核心小组成员。

从那个时候起,我常到国家围棋集训队去做客,逐渐与陈 祖德、聂卫平、华以刚、王汝南、罗建文等棋

手以及那时的教 练竺沅芷、郑怀德、邵福堂等熟识,成为朋友。陈老总讲过围 棋中有辩证法,我则请他

们为《新体育》写了一些这方面的文 章,譬如讲下棋的全局观点等等。

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我又成为报社重点对象, 被逐出 '‘新体育”。这并非只是由于我曾写过

文章论述孔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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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方面的实践和主张,主要是我被视为“复辟的右倾保守势 力”。我的言行反映上去被“四人帮”之

一的王洪文批为“阶 级斗争的新动向”

我被调到北京体院教务组任副组长,分管图书馆和资料 室。我迟迟未去报到,在家闲居。这一段日子,

我仍然常去围 棋队,有时候,陈祖德等国手们与我下下指导棋,这是我那时 唯一感到的乐趣。

当时国家围棋队面临被解散的厄运,陈祖德对“四人帮” 在体委的所为颇为不满,于是我们谈得比较融

洽投机。他在 《超越自我》一书中写道,1976年夏唐山大地震期间,我们在 体育馆内下棋消遣,我曾冒

着余震的危险去取棋子等趣事。在 那一段困难日子里,大家有着共同语言,这也算是同过一段患 难的友

谊吧。

“四人帮”被粉碎后,我从北京体育学院调回国家体委, 在清査“四人帮”办公室工作。1979年回到体

育报社任副社 长,分工管《新体育》编辑部:1982年新体育杂志社直属国 家体委。我被任命为总编辑。

由于不设社长,实际负责全社工 作。

80年代初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促进了体育热,《新体 育》的每期发行量突破100万份。在1982年全国

体育记者协 会理事会上,我念了写的一首七律感事诗的前四句:

“三十二年办一刊,

几番打逐几番还。

驽骀无悔春方好,

狭室有邻火未寒。”

我心中未灭的火,第一是办好《新体育》,第二就是要在 推动围棋事业方面,做出点事情,以偿宿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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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进入角色

                                幵场戏“新体肓杯”

1979年春天,有次到围棋队与聂卫平等人聊天,聂说一 年里除了全国比赛之外,没什么棋可下。而日本

的著名棋手, 每年至少要下四十盘以上。

这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的暖流鼓励着人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思索着

如何改革开放。 我与众国手们商谈,新体育杂志社能不能办个比赛呢!大家七 嘴八舌地都表示赞成;,

吴淞笙九段还起了一个名宇,他说: “就叫‘新体育杯’围棋赛,如何?”

我向当时的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李梦华汇 报了这个打算,他立即表示同意。

经过与围棋队的筹备,第一届“新体育杯”围棋赛,很快 在北京体育馆隆重开幕。开幕式上李梦华讲话

希望这个比赛坚 持办下去。

围棋队的陈祖德、聂卫平、华以刚、王汝南、罗建文等国 手们全部参加,正式参赛的棋手有32人。为了

使比赛吸引社 会的关注,第一轮比赛在开幕式后,由这32名棋手与各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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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名手对局。记得第一届比赛时,10岁的张文东和11岁的 张璇也端坐在体育馆比赛大厅的对局桌前,

引得不少前来观看 的嘉宾注视。如今,张文东九段已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立下战 功,张璇七段也成了我

国女子围棋的强手。

比赛从第二轮起实行双败淘汰制,第一届比赛时,陈祖德 九段过关斩将成为胜者组榜首,最后决赛以一

比二败于聂卫平 九段。第一个“新体育杯”为聂卫平夺得。决赛的一盘,留下 最后一部分时间在西单体

育场对局,并挂盘讲解。那天晚上下 着濛濛细雨,但观众竟来了近2000人。阿沛.阿旺晋美副委 员长等

领导人也来观看。在“文革”中饱受迫害,刚刚复出不 久的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髙棠兴致勃勃地前来,他

说:“你们这 个比赛,搞得有意思。”

第二届“新体育杯”比赛于1980年秋在成都举行。正值 新建的环境幽雅的“棋苑”落成,比赛便安排在

这里,成为当 时成都文化体育生活中一件盛事。

此时陈祖德九段36岁,正值意气风发之年,他当时看上 去较胖,酒量亦大。春天他还与大家一起爬上黄

山。他对于第 二届“新体育杯”,蓄意一搏。不幸的是,他在成都刚参加比 赛即发现便血,经急诊检査

为贲门癌,不得不退出比赛,立即 飞回北京在协和医院治疗。

第二届“新体育杯” 吴淞笙九段成为挑战者,同样以一 比二败于聂卫平,使聂再度捧杯。他们二人在成

都闹市区的棋 园决赛,全场挤满了棋迷观看挂盘讲解,连通道上都站着人, 称得上是空前的盛况。

成都首先承办此次赛事,绝非偶然,它是全国围棋运动开 展得最活跃的城市。“文革”前,市委书记廖

井丹爱好围棋, 陈毅副总理每次来成都,都叮嘱他为围棋出力。在他的关注之 下,能容纳上百人下棋的

棋园在盐市口闹市区营业,终日高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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